6月21日举行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5年中期论坛上，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中彩网中奖信息APP》理事长李扬、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江小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杨瑞龙等多位学者围绕宏观经济形势、宏观政策发力方向等各抒己见。
会上发布的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认为，经济运行行稳致远需要以价格回升为关键观测指标，以扩大内需为核心政策导向，针对影响经济的政策、内外部因素等三条主线发力，“水龙头要拧大，输水管要畅通”。
黄奇帆：“十五五”期间务必要高度重视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黄奇帆在论坛上呼吁，要着力抓好生产性服务业。他表示，生产性服务业是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的关键性的环节，生产性服务业贯穿于制造业的上游、中游、下游整个产业链的全过程。生产性服务业又是知识密集、智力密集、人力人才密集的产业。更多地投入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中国减少发展过程中资源要素的投入，推动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
他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中央高度重视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但是从过去情况来看，有关部门和地方不够重视。“十五五”期间务必要高度重视生产性服务业，以形成我国GDP发展的最大来源。
具体来说，要推动五类生产性服务企业。包括：一是10类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千千万万个中小企业；二是培养出一批生产性服务业的百强企业，类似普洛斯、施耐德等；三是要推动一批重要产品的链头企业，类似苹果公司、华为、微软等；四是产业互联网企业，形成“1+10”的产业链群体；五是专门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机构。
黄奇帆认为，未来十年，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从27%—28%提升至 35%，整个产业体系结构将更加合理，有助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高质量发展。
李扬：不断丰富的货币政策工具将护航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比如谈到，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等新型技术，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的蓬勃发展，实现了支付及结算从底层重塑传统的支付体系，大幅缩短跨境支付的链条，同时对金融监管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智能合约、去中心化金融等技术也将持续推动跨境支付体系的演进和发展。
“中国决定在上海设立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我们要出手了。”李扬说，面对新的局面，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箱里面的工具在不断丰富，有理由相信宏观政策一定能够使得中国经济行稳而致远。
江小涓：国际竞争格局基本面发生变化，跨国公司两面性将长期存在
江小涓在谈到扩大开放问题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碰到的是基本面的变化，和谁上台谁下台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目前，我国外贸最重要的变化是，我们和发达国家由原来的垂直分工到了水平分工，跨国公司的两面性将长期存在。
江小涓表示，近几年有一些外资企业关闭外迁的情况，外资比重受多重因素影响，但一个基本变化是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增强，跨国公司感受到与中国头部企业竞争的不易。在家用电器、通讯设备、工程机械、LED面板、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都有国外公司感受到本土企业的强大竞争力而主动退出的案例。
“不过，我国改善投资环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外商投资环境也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江小涓说。
近期出现的变化表明，大批跨国公司高层访华表示合作意愿。这体现了跨国公司的两面性。
江小涓认为，下半年和今后几年经济工作仍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保持回升向好趋势和中期平稳增长有信心也有挑战，需要竭尽全力统筹各项支持政策，更要坚定不移促进改革和开放，努力使市场与政府同向发力，保增长、强信心和稳预期相互加持，实现质与量相统一的高质量发展。
王一鸣：扩大内需要政策发力和改革加力相结合
王一鸣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部分指标好于预期，顶住了压力，显示出较好韧性。综合目前各方观点看，上半年GDP累计增速达到5.2%左右的可能性较高。
不过，王一鸣特别谈到，经济发展还面临多重压力，有效需求不足仍然是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扩大内需要更加注重补上消费短板。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要着力提高居民收入，具体是要提高三个比重。即：财政支出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的比重；居民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同时，要发力服务消费领域，促进消费与投资的联动，以扭转当前部分服务消费供给缺乏差异性的特征。
王一鸣还指出，扩大内需要政策发力和改革加力相结合。“今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不能说不大，但更为重要的是要把它落到实处，包括确保广义财政支出增速能够大于名义GDP的增速，对总需求形成有效拉动作用。”他说，此外还得加力改革，如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这有利于改变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消费”的思维；积极推进价格和工资联动，适当放开部分价格限制，以有效推动工资回升；出台激励措施，支持地方政府加大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积极提供公共服务等。
杨瑞龙：稳企业是实现“四稳”的关键
4月2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出了“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的“四稳”。杨瑞龙表示，“四稳”当中，稳企业是关键，企业稳就业就稳、市场就稳、经济基本面向好、预期就稳。
杨瑞龙建议，要从改善经营条件、改进市场环境和激发企业活力等三方面来稳企业。在改善企业经营条件方面，政府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提升企业盈利能力。一方面，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如减税降费、发行专项债等刺激总需求，降低企业成本，提振企业投资欲望。同时，需关注非税收入中罚没收入增长过快问题，抑制非正常增长。另一方面，采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降息降准满足企业融资需求，尤其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密切关注实际利率水平。
改进企业市场环境同样关键。优化营商环境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构建新型生产关系，做到政府不越位、不错位、不失位，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此外，要推动社会经济政策透明化，避免政策合成谬误；通过规范监管、优化供需结构等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限制垄断，尤其是行政性垄断和平台垄断，破解“内卷式”竞争。
激发企业活力是核心。企业活力关乎市场活力与资源有效配置，而产权是影响企业活力的根本因素。明确界定产权能保护市场主体收益预期，形成动力机制。激发国有企业活力需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如分类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布局。对于民营企业，关键在于加强产权保护，限制所有制歧视，构建公平竞争环境，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有利制度条件。
CMF：“水龙头要拧大，输水管要畅通”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CMF主要成员邹静娴代表团队发布了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中期）。
报告政策建议部分对于稳住经济内生动力的建议是“水龙头要拧大，输水管要畅通”。邹静娴表示，“水龙头拧得更大”就是要引入更多的增长动能。具体方向包括：放大从制造到服务的结构转型势能；进一步释放城镇化特别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潜力；挖掘缩小城乡差距的需求潜力。
“水管更加通畅”对应的是进一步打通让经济增长惠及老百姓的渠道。对此，邹静娴表示，2024年，工资性收入占城镇居民收入约为六成。可以鼓励企业用用工补贴计划，鼓励企业多招人，同时加强对灵活就业群体的收入保障。在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方面，需要完善养老、失业保障、收入分配体系，并帮助企业摆脱低质低价“内卷式”竞争局面，着力提升资本市场的创富效应以及加强企业利润的分红机制。
责编：陈丽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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